以岭药业

第四，不需要行政机关有主观上的明确过错，包括故意或者过失。

2005年1月28日，温州市政府办公室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行业协（商）会规范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温政办【2005】17号）。在行政治理过程中，公共行政组织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其民主自治实践，对现有行政机关是一种有效的制衡和监督。

此外，尽管最新一些政策和立法动向，设定的行政机关和公共行政组织将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关系，[11]但行业商会在各级省市县内的发展，都是得到了地方党委的大力支持甚至直接推动。如果他们从根本上认为公共行政自治组织就应该完全彻底地听命服从于主管行政机关的领导和控制，或行政的双重管理，就不会提出关系不顺——说了。而行政主管机关为了贯彻上级的指令和任务就必须干预商会自治的一些事项，这正是行政机关一公共行政组织关系紧张的关键所在。[22]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中国行政法学界讨论行政主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行政诉讼中被告确认的问题，不同于德国等国的行政法学讨论本问题的目的在探究谁可以行使行政权的问题。

不仅如此，他们对当前这一主体的法律主体自治性的看法也是大多持保留态度的，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4]基于法学实践性的品质，我们有必要对公共行政组织自治过程中现存的根本矛盾与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公共行政组织自治所涉及的行政权与公民权、自治与管制、政府与公共组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从而论证公共行政组织自治的发展应建立在法治框架之下，强调一种由自治到合作的多中心治理过程。清末的激进改革是一个受焦虑支配的皇帝在一百天里发布了三百多道有关改革的政策，而根本不考虑社会与政府官员的承受能力。

其中82宪法功不可没，没有这部宪法确立的国家改革目标和国家宪法秩序，一切都可能在失范或脱序的状态下进行。前者如对权力的明确列举，后者如对权力的概括式规定。具体可参见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443页。在对文革的教训总结时，彭真对文革十年无法无天的感受犹深，在其后的工作中，对法制和立法深以为重。

[44]在历史学家萧功秦看来，清末中国宪政改革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经济与政治改革都属于政治超前型。但在百年的宪政历程中，要解决的麻烦问题重重而绵延不断：救亡图强、封建专制、外敌入侵、独立与统一、经济的凋零、政治的腐败、民族的复兴……。

2、中国式民主与宪政之共识之达成共识首先在共识的起点，即在达成共识时的共同的参与。[23]列宁在对资产阶级宪法进行批判时提出了真实与虚假宪法之论。具体可参见周叶中、江国华：《在曲折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立宪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1页-452页。毛泽东则将之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进而推衍出一种具有动员力的与对敌专政相对应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

而在具体的修改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建制时，也指出了修改之依据不仅对健全国家体制是必要的，而且是也比较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10]。[42]具体可参见蔡定剑：《重论民主或为民主辩护——对当前反民主理论的回答》，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3期。[35]这七个法律草案为：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个共识包括了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不管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乃至全国各族人民都需要一个面貌一新的共同遵守的活动准则：一个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82宪法[15]。

其实，政治性条款正是宪法区别于普通法律的特征之一。的确，美国人对美宪的信仰基于自然法之信仰。

[48]但毛泽东是从革命成功的战争中取得国家政权的领导者，革命不能依靠法制束缚，而是要冲破法制。国家经济的发展大势始终围绕着82宪法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取得了较为骄人的成绩，是中华民族最为繁荣的良好时机。

于是毛泽东就回到了他习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如前文中提及的邓小平。试举以下几例说明之：（1）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收集了35个国家的宪法典。这个结论可能会遭致宪政改革器物观或体用观之攻击，但这就是中国宪法制定和修改的现状和问题背景。遍布于十三州的这种贸易的障碍，乃是近乎于切断了美国生命之血的来源。以不成文宪法的英美为例，数百年的宪政历程中，民主的新型势力——市民阶层和封建专制的象征——国王及其王权始终同处一室，此消彼长。

具体可参见程中原：《胡乔木对一九八二年宪法修改的贡献》，载《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这就是经济发达国家仍在致力于宪政建设，尚未达至历史的终结之因。

但当其时，美国人也将宪法视为乃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国家那难熬的实际需要中逼出来的[4]。一个国家中，人民对宪法的认可（承认）、信服、接受与支持，既是宪法具有正当性之源，也是宪法能受到尊崇、并得以实现之因。

红方为苏联、东欧包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蓝方由美、英、法、德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组成。[33] 1979年3月到6月，彭真在担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时[34]，在他的亲自参加和领导下，起草了七个重要的法律草案[35],。

其中，最高法律地位的宣告第一次出现在宪法文本之中，是54年、75年、78年宪法未曾有过的内容。（3）对宪法草案及修改内容没有限制。中共大胆地自己纠正了这个错误，党自己纠正，证明可以领导[28]。但同样也有不确定的规范，如民法中的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

82年宪法的修改就是在这样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下拉开了帷幕。但是，需要永远记住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可能自动地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人权、法治的宪政价值。

[38]在四部宪法中均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前加注*，当然，这些条款在具体规定上仍存在细微的差异。中国宪法中公民权利列表与如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并不落后。

[11]1975年宪法修改起草委员会由中共中央于1970年成立，由60人组成，除毛泽东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外，其余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19人，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24人，其他8人（也基本上为共产党员）。[49]患有超前型与滞后型之症，都会忽视在现存条件下可以寻求民主、宪政渐进式发展和进步之契机，一叶障目式地看不到民主与宪政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之历程，进而对82宪法以来的多次修正持否定之态度。

毛泽东也是以动员群众搞运动，打人民战争见长，振臂一呼式的全民战争和群众运动是其习惯的方式。条目的增加，往往会使那些本应受到保护的权利被削弱，将权利保护的关注目光转引至他处。其二，推进国家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实现社会转型。有序的政治权力的交接规范，来自于宪法中的政治性规范。

此时松散的邦联的国家联合形式，既缺乏国际信用[1]，也无法解决当时北美十三州面临的巨大困境，如州际贸易。这种变更是在82宪法已奠定的法律基石上，审时度势，回应历史变革之情势，及时作出修改，以回应社会变化的诉求和社会转型之要求。

（2）全民讨论的时间长达5个月，可以更为充分。1、早在54年宪法起草时，毛泽东就强调我们要总结经验，把人民革命的成果固定下来。

（2）宪法的生成和进化过程中的人民的参与。[22]从共识的起点到共识的达成过程，体现了中国式的民主与宪政。